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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建团100周年，团结引领广大团员青年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特开设“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史”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青年运动史，追寻信仰之光，勇担青春使命。
1936年
1月3日平津学响应党“到工农兵中去”的号召，组成了南下扩宣传团，沿平汉路南下，走向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帮助农民成立各抗日救国组织。21日上海大中学生也组织救国宣传团，沿京沪线（即今沪宁线）到农村宣传。最后，他们都被反动军警强制押回北平和上海，但他们受到了教育，也在农村播下了抗日种子。
1月22日-29日为支持一二九运动，国际学联决定此时为“全世界援助中国青年周”，号召全世界学生支援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
2月1日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先进青年的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它是在一二九运动中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的基础上组成的，也是共青团改造过程中，在国统区成立的一个重要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它的任务是动员和组织青年参加抗日救亡斗争。
3月31日北平十七中学学生郭清遭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惨死狱中，爱国学生悲愤万分，要求学联立即采取行动，学联当时反映了一部分进步同学的急躁情绪，决定举行“三·三一”抬棺游行，参加游行人数约二千余，几乎都是各校骨干。当队伍走到南池子时被军警打散，五十多人被捕，许多人受伤。这次活动不仅使得大批学生骨干暴露，各校学生会和北平学联受到了很大损失，而且也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
4月5日当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同志给北平同志写了一封信，题为《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批评了“三·三一”抬棺游行的行动，指出郭清同志是应该追悼的，但不应采取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行动再有一次或几次的话，会使你们完全脱离广大群众，使许多组织塌台，使许多同志和先进的爱国志士被捕杀。不久刘少奇同志又发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等重要文章，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白区工作的策略来教育党团员，使抗日救亡运动持久和扩大。
5月29日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即中华全国学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约三十人左右，其中有来自各大城市的学生代表，上海各救亡团体的代表也列席参加。大会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要求发动全面抗战。大会决定把“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改名为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全国学联成立以后，一九三六年八月，在日内瓦召开世界青年大会，中国学联派陆璀为代表参加，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学生运动和世界各国学生运动的联系和团结。
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张、杨由于我党的长期工作，不愿打内战，于是共谋要对蒋“苦谏”，促其停战议和，如无效则准备“兵谏”。9日西安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万余人示威游行。反动军警开枪打死了一小学生。愤怒的青年学学便向华清池进发，向蒋介石请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下令张学良制止，否则“格杀勿论”。张对群众竭力劝阻，但爱国群众的抗日热情，使张学良深为感动。他表示保证一周内回答群众的要求，张学良在向蒋介石“苦谏”失败的情况下，于12日和杨虎城扣留蒋介石，逼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发生了著名的“西安事变”。
1937年
2月4日-9日民先队在北平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代表二十四人，代表十八个地方队部的六千多队员。大会通过了《政治纲领草案》、《组织法》、《政治及工作决议案》以及《告全体队员同志书》。《组织法》提出“民先是一个民众救亡的先锋团体，它在整个民族解放过程中，走着骨干的推动作用”，“并且是一个实行高度民主集中制的半军事性质的队伍，要随时随地学习军事知识与技能，并在民族解放过程中武装自己及武装民众”；同时，还具体规定了入队的条件。这次大会正工成立了全国民先队总部，选举李昌、李哲人，刘导生等为全国总部负责人。
2月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期间，北平学联发起组织了包括北平、天津、保定、青岛等地的华北学生献旗团，到南京敦请蒋介石抗日并扩大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献旗团到南京时，遭到软禁。
4月12日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三百余人，代表二十万有组织的青年群众。国共两党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林伯渠、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冯文彬同志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青年应该团结起来，宣传新的口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对日抗战，并为这些主张而奋斗。周恩来同志指出：青年要想五件事：东北四省青年的奴隶生活及英勇的反抗：全国各地特别是华北青年学生的救亡运动；上海青年工人的反日斗争；绥远抗战中的青年军人；西安事变中学生拥护和平的奋斗；从而定出全国青年的纲领。大会通过了《关于救亡运动任务的决议案》，拟订了《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和《中华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简章〈草案〉》。确定以“一切为着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作为青救会的中心任务。最后，大会决定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西青救”），作为西北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机关，并决定在全国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之前，西青救为全国各地青年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
5月党中央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北平市委书记黄敬、清华大学党支部杨学诚、师范大学党支部林一山、北平民先队总部李昌等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议期间接见了他们，并作了重要指示，指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主义，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们从前线拉到后方，从奋起中拉到平凡安静，从领导寺位拉到尾巴主义，扑灭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义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北方青年应该同这种改良主义者作斗争。对改良主义者的倾向和影响应该加以严格检查和完全克服”。杨学诚和李昌同志在大会发言，反映了北方革命学生的思想情绪，从不同角度对党的新的策略方针，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和顾虑。毛泽东同志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作了正确的解答，提出新形势下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为青年参加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作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接着，党中央又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强调在新的形势下，活动要从非法转到合法，把群众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同时指出，抗日战争即将到来，华北的同志要准备脱下长衫，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
7月15日“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党中央立即通电全国人民，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15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也为芦沟桥事件发表了致全国青年的通电和给全体青救会员的紧包动员报告，号召全国青年实现救国大联合，一致抗战到底，走上华北前线，保卫国土。
8、9月在党的号召下，一批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特别是民先队员，奔赴各抗日根据地，与广大工农群众，八路军、新四军相结合，进行抗日斗争。在河北，杨秀峰同志率领一部分平津和保字流亡学生组成的一支抗日游击队。转战在太行山上。在山西，有许多人参加了薄一波同志领导的新军和牺盟会；还有许多人参加了八路军一二零师。在山东，一部分南下的民先队和济南学生组成一支山东纵队，后来和八路军东进部队会合，建立闻鲁西北根据地。同时，陕甘宁边区在三万青年走上抗日前线，参加武装斗争和各种抗战活动。
10月为了满足青年战时教育的需要，培养大批的青年工作干部，西北救国联合会在党的领导下，创办了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以后通称安吴青训班）。青训班名誉主任是朱德同志，具体领导是西青救党委会。10月11日，青训班第一期开学，冯文彬同志兼主任，少华任大队长。以后青训班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起初叫“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后改为“战时青年训练班”，最后改成“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它先后共培养了一万多名青年干部，奔赴抗日斗争的各条战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贡献。青训班创办时在陕西三原县斗口镇，后来迁到泾阳县的云阳镇，以后迁到安吴堡，所以，通称安吴青训班。由于形势的需要，青训班于1939年7月迁移晋东南。
11月武汉开始筹建青年救国团。它的主要成员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武汉青年。后来在宜昌、沙市以及河南、江西、苏北和鲁南一带也发展了组织，成员除学生外，还有一部分工人。青年救国团建立后，积极团结广大抗日青年，开展抗日爱国宣传。
12月31日周恩来同志应武汉大学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抗战问题研究会”的邀请，向师生员工作了《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的讲演。在讲演中对国内形势和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作了深刻具体的阐述。他指出，当前时代不能与过去“五四”、“五卅”、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代相比。过去是对内的、局部的政治斗争；现在却是对外的全面的反法西斯的抗战。青年的任务是到军队里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努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1938年
2月23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西安西青救等十三个救亡团体。西青救听到消息后，当即发表宣言，表明自己立场：一、西青救向来主张青运统一，需要统一、集中、公开、合法、可由省党部统一领导；二、明令解散的办法不能达此目的，而西青救为二十万青年代表，以民主产生，会员遍及西北各省，在法理人情上均不能解散；三、未登记的可以继续登记，请予以批准。这些要求没有达到，但西青救克服各种困难，坚持继续工作，不断争取合法地位和公开工作。
3月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武汉召开了中华全国学生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七十人。会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发动学生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4月为适应当时任务的需要，民先队总部在西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重新修订了民先队的章程。以后，民先队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到1938年6月，民先队员发展到五万多人，成为全民抗战中的一支积极力量。任弼时同志曾对民先队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在‘一二九’运动中产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仅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起了骨干作用，而且抗战以后大批民先队员走上抗日前线，在坚持敌后斗争、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上，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6月世界学联五个代表团到达延安，热烈称赞青救会宗旨正大，工作努力，生活艰苦，不愧为中国青年的模范，并即加入为名誉会员。
7月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还召开了全国青年救国团大会。在长江局的领导下，蒋南翔、宋一平、李昌、杨学诚、黄华、于光远等同志参加并领导武汉地区的青年工作。
7月国民党逮捕了西北青救会驻西安的负责人何志诚，民先队的李连璧、于志远等五人，时称“西安五青年”党立即领导了“营救五青年运动”，连续组织几次游行示威，又发动各界人士开展签名运动进行抗议；同时，组织各学校、各团体轮流去监狱慰问，大学生在监狱门前抗议示威。九月，反动当局被迫释放了五青年。
8月国民党日益加紧法西斯统治，强迫解散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先队组织（根据地的民先队组织、于一九四零年后并入青年救国会）。同时、在武汉还强迫解散了“青年救国会”和“蚁社”。
11月西北青年救国会在延安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除西青救的代表外，还有华北、华南、南洋等地的青年团体和青年工作者的代表。会上中共代表作了《在抗战建国的目标下来团结全国青年》的报告，朱德同志作了《青年把抗战建国事业担当起来》的重要讲话，林柏渠同志作了《介绍边区工作经验给全体青年》的发言。大会发表了给全国青年的宣言，通过了《抗日少年先锋队章程》，和《儿童团组织章程》，并决定成立“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作为全国青年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导机关。当时党内有中央青委，主要负责人是陈云（书记），冯文彬（副书记），李昌和黄华负责组织，胡乔木和刘光负责宣传。
1938年华北根据地遭到日寇的疯狂“扫荡”，为配合部队作战，保卫敌后根据地，边区青救会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一支地方青年武装，叫做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青抗先在八个抗战中，对扩大主力部队，协助主力部队作战，支援前线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对敌作战中，创造了地雷战、交通战、麻雀战、地道战等等，给敌人很大的杀伤。
1938年广州的几个先进青年救国团体联合组成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它的成员有学生、工人、店员和教职员。1938年10月，日寇逼近广州，“抗先”根据党的指示，组织队员和队外青年，参加了“战地工作队”，分赴战地敌后，开展抗战的动员宣传工作。1939年初，“抗战”召开了第一次全省代表会议，正式通过队章、队徽、成立了总部和东江、西江、北江、中区四个总队办事处。会议决定到敌后去，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39年12月在韶并举行第二次全省代表会议。与会代表一致坚决表示拒绝“加入”三青团，粉碎国民党融化“抗先”的阴谋。1940年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抗先”被迫解散。
1938年-1939年一大批革命知识青年，为了寻求真理、挽救祖国危亡，冲破敌人种种阻挠，从全国各地奔向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和青训班进行学习，以后成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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